2007-08-23 10:07　来源: 互联网 作者：张金如 牛耕耘

一                                   

　　那一年的那一天，天黑时，张福龙一进家门，儿子就迎上来说：“奶奶发脾气了。”再一看，妻子正在锅灶后面流着泪。一问才知道，上午他不在家，医生来给母亲看过病，开了张药方，划价后，要60多块钱。母亲向儿媳妇要钱，媳妇回答说：“我身上分文没有，等福龙来你向他要吧。”左等右等，张福龙也没回来，医生起身告辞了。母亲躺下了，一句话不说，一口水不喝，谁也不理睬。

　　张福龙回家后，连声向老人家赔不是：“妈，我知道自己外没法挣钱，内无力侍候。”

　　这一夜，张福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他同妻子商量，准备明天就进城去，一来帮母亲买药，二来也向人打听一下可否找到活做。

　　第二天一大早，张福龙怀揣着妻子借来的10元钱，在妻子一遍又一遍的叮嘱声中上路了。

　　他将要去的地方，是离家200多公里的省会——南京市。

　　二

　　初到南京，张福龙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不知过了多少马路，转了多少小巷，孤零零的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渴了，就喝一口凉水；饿了，就啃一点硬饼；困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个盹儿，到了晚上，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拾几张破报纸垫在身下，往火车站广场的地上一躺，望着满天的星星，想着自己的境遇，仰天长叹。

　　后来在别人的指点下，张福龙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提着一只编织袋，东跑西颠，捡起破烂来。

　　一个星期干下来，大大小小的毛票加在一起，竟也有百十来块钱。之后，他找到了一间仅有八九平方米的简陋民房作为自己的“落脚点”。

　　慢慢地，他有了为他提供破烂的固定“客户”。

　　如此下来，张福龙每月能挣到四五百元。拿到钱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奔邮局，把自己用汗水和辛苦换来的钱寄回家中。他深深挂念着那虽贫寒却温暖的家。

　　三

　　岁月在捡破烂的生活中流逝。张福龙不敢写信回家，他只是在汇款单的附言栏中告诉家人说他“很好”，而且也有了一份“挣钱”的工作。他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村里的人会看不起他的家人，笑话他的卑微。

　　他不甘心自己就是一个“与破烂打交道的人”。

　　1993年春节的一天，他看到南京市的一家电影院——“影视百花园”的门前张贴着一张招聘服务员的海报。他急急忙忙地从自己的小屋里，翻出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西服，将自己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径直闯进了“影视百花园”的经理室。

　　也许是他纯朴憨厚的本色起了作用，主持这家“影视百花园”工作的沙振荣经理二话没说，就将他留了下来。除了给他安排一份打杂的活外，还让他“学放电影”。自此，张福龙终于有了一份向往已久的“工作”。

　　在经历了无数次与高文化层次人们的接触后，张福龙开始意识到了自己与城里人在知识修养上的悬殊。

　　张福龙坐不住了。他回到小屋，拿出了自己随身带来的《新华字典》，趴在地铺上，开始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和韧性，将一部《新华字典》又抄写了一遍。与此同时，他还买来了一些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相关的书籍，坚持“每天一读”。

　　一天，张福龙在前厅当班。当一部国产故事影片放映到半截时，一个斯文的年轻人离开了座席，走到了前厅。张福龙很纳闷：“放着好好的电影不看，怎么跑出来摇头叹气呢?”于是，他就走上前去询问：“是不是嫌放映大厅里的空调开得不够，还是……”

　　当这位年轻人微笑着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时，张福龙这才发现：这个长相与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年轻人，原来是刚从韩国汉城来到南京中医学院留学深造不久的学生，叫李载晃。他头一次来“影视百花园”，是想试试自己能否看得懂中国的电影。开头，光看画面还能凑和着对付，可往下一听人物的对话，就“看”不懂了，只好中途退场。

　　一切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自然。几句问候后，张福龙便直截了当地向李载晃表明自己想学习韩国语，要拜他为师。没料到，他竟得到了对方的应允。

　　韩国语是一种字母文字，由40种音母组成，不但不易于记忆，写起来也十分别扭。为了考验张福龙是否是一时的冲动，李载晃在教完了他全部字母后，告诉张福龙：“过半月后，你再来我这里进行测试，如果过关了，我们就可以正式上第一课了。”出乎李载晃预料的是，只一个星期下来，张福龙就将全部韩文字母背得滚瓜烂熟，随便怎么抽考，张福龙都能顺顺畅畅写出来。从这以后，张福龙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往李载晃那里跑，韩语的功底也日渐长进。遗憾的是，半年之后，李载晃就归国了。

　　当时的南京城里张福龙几乎转了一个遍，也没打听到有一个系统教授韩语的辅导班。他只好拿着刊有“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招生简章的《扬子晚报》，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学院进行咨询。在征求了学院老师的意见后，他选择了日语，并在1993年暑期报名入学。

　　四

　　为了保证听课时间，他只得辞去“影视百花园”晚班的工作，又开始了这样的生活：白天，他一身素装去捡破烂；晚上，却西装革履地在夜校学习日语。

　　从夜校到张福龙居住的牛毛毡小屋，来回要走3个多小时。每逢有课的一天，他都带上一点干粮，第一个出现在教室里；晚上下课后，他便走一路捡一路的破烂。回到小屋后，不管多晚，他都要将当天所学的功课温习一遍。碰到不能记住的词组，他就顺手写在墙上，让自己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

　　业余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1993年暑假开始，与张福龙一同参加日语初级班学习的同学共有200多人，可还没到中级班结束，就只剩下不到10名学员了。在这最后的几个人中，除了张福龙是个没有任何学历的农村青年外，其余都是到此来学第二外语的在校大学本科生。和这些大学生一起学习，张福龙丝毫不敢懈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要比别人多得多。

　　他没有“随身听”，随身带的是自制的《日语会话一千句》小册子，为了校正自己的日语发音，他不放过每一次学习和练习的机会。当他从韩国朋友李载晃的来信中得知，南京中医学院有一位从日本来的名叫森永忠夫的留学生还在继续攻读时，就连忙找到了森永忠夫的寓所。没想到，森永忠夫和张福龙连照面也没打，就叫服务员小姐把他给“打发”了，他连续3次都扑了个空，但他没有泄气。接下来，他便一次次地打电话向森永忠夫说明自己的意思，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向他表白自己的诚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森永忠夫终于接纳了张福龙。他们除了每周一晚上的“会话”交流外，张福龙还每隔十天半月，将自己归纳整理出来的一些疑难问题向森永忠夫求教，并请他帮助自己校正语音。森永忠夫结识了朴实好学的张福龙，免去了张福龙“电话预约”的负担，告诉他：“什么时候你来找我，我都会欢迎你这个农民朋友。”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得张福龙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圈发青。一次，他的同学从学校赶来，看到满嘴是泡的张福龙，一手捧着一本书，一手正从雪地里抓着雪充饥，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当同学随手拿起一本日语杂志欲翻时，张福龙却背起那本杂志的目录来。一边听着张福龙朗朗的背书声，一边环视着张福龙的小屋，这位同学从身上掏出30块钱，放到了张福龙的手中。他发现张福龙那一边学习、一边捡破烂的双手，粗糙得已经布满了裂口。

　　没有了挣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也就没有了经济支柱，因此，他也吃尽了苦头。

　　没完没了的雨总是下个不停。不能外出捡破烂，120元的生活费从哪里来?80元的房租谁来替他交?还有，他那乡下的妻子，每逢月头还在眼巴巴盼着他往回寄的100元钱呢?新的一学期开课在即，那几百元的学费又从哪里出呢?

　　情急之中，张福龙悄悄地来到了一家医院的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到他眼圈发青，就婉言劝道：“你身体这么瘦弱，不适合献血。”

　　张福龙恳求道：“我和我的家里都急需用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此事感动了金陵国际语言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不但免了张福龙第4学期的全部学费，而且还退回了他前几个学期的钱。

　　又是一个雨夜，张福龙背着书包正往回赶。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郊区漆黑的小路上时，忽然，一道闪电击中了他。张福龙只觉得眼前发黑，双膝一软，晕倒在秦淮河堤上……当他被雨水浇醒并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小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语课本一页一页地在灯泡下烘干，直到天亮。

　　五

　　就像阿里巴巴念“芝麻开门”打开四十大盗的宝库一样，靠着历经磨练而铸成的生活信念和痴心不改的追求，知识殿堂终于在一个捡破烂的农村青年的执著中，启开了通向成功的大门——两年后，张福龙顺利地通过了上海日语定级统一考试，捧回了日语二级证书。

　　出乎意料的是：1995年7月，张福龙放弃了南京翻译院、南京台湾新潮皮件五金有限公司等20多家单位的聘请，以及金陵国际语言学院要求他留校任教的挽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江苏省仪征市大仪乡。

　　他放弃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令无数人感到不解。

　　张福龙的回答是：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到日本去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回来。

　　通过学日语，他知道了日本农业科技生产相当发达，特别是在蔬菜新品种的研究方面。另外日本的千家万户都铺设榻榻米，这是由灯芯草的植物茎编织而成的。而在他的家乡就有种植灯芯草的历史，他的父辈们至今还保存有编织这种草席（日本人叫榻榻米）的手艺。他想，如果充分利用沿江滩涂和水库边的农田，大量种植，并精心编织成日本人所喜欢的样式，然后再销到日本市场上去，就不愁日本商家不来仪征这片土地投资办草席公司。那么，他那贫穷的家乡就不愁找不到一条脱贫的道路。

　　然而，他的“梦”能圆吗?

　　在回到家乡后的日子里，张福龙一边坚持自学日语高级课程，一边向日本国方面联系出国留学事宜。40多封记述着他经历与坎坷的信件从他的家乡仪征市发出了。

　　数月后，终于有两家大学同意接收他去“留学深造”。一家是玉县的川口日本语学院。他们不需要出国担保人，但张福龙必须要向他们出示他本人在银行有38万元人民币存款的证明。另一家则是东京国际日本语学院。院长横小路喜代仁被这位中国农村青年的求学精神感动后，亲自从日本打来电话，向他说明他必须要找到出国担保人。

　　38万元对张福龙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张福龙只好申请进东京国际日本语学院入学。

　　出国的担保人到哪里去寻?谁又愿意为一个曾经靠捡破烂养家糊口的农民去冒这个风险?

　　此时，发现和培养张福龙的伯乐——66岁高龄的教育家、南京金陵国际语言学院院长涂元唏先生，在这段日子里，从南京到仪征，又从仪征到南京，一次次为他出国留学的事宜奔波。而且还告诉张福龙，自己愿意做张福龙申请出国的担保人。

　　按规定，担保人必须持有20万元人民币作为担保金。20万元，对于涂元唏先生来说，也是一笔巨额的款项。为了凑足这20万元，他专门召集了由学院各方人士参加的特别会议。会议参与者都愿意取出自己未到期的存款来，转到涂元唏先生的帐户上。这笔款项全部凑齐后，涂元唏先生和张福龙一道去办理了资金公证。

　　值得庆幸的是，张福龙所到之处都是绿灯大开：跑了20多个单位，盖了20多个公章，却没有花1分钱。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出国留学需一次性交纳1年的学杂费人民币6万元。东京国际日本语学院知道张福龙的情况后，同意他只需暂时交纳3万元，剩下的3万元待他入学后再补齐。而要凑齐这3万元，对于张福龙这个无固定收入的农民来说，不知如何才能办到……

　　在张福龙人生道路的紧急关头，总有人间的爱心与温情在支撑着他——

　　1996年元月，张福龙在南京第42中学为全体师生讲述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经历时，1000多名学生自发地组成了一支“集资大军”，将他们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零花钱，送到他的手中。其情其景，使张福龙这个硬汉子泪水盈眶。

　　张福龙的事迹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无数颗滚烫的心汇聚成一股暖流……南京生物研究所的黄宁先生、香港港龙公司南京航空站的陈小姐、以及江苏电视台的武编辑和上海新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了他那破落而又贫寒的家，众手同心，正在托起张福龙心中那不灭的希望。

位置：《读者》1996年第11期P14